山西镇守太监王坤更是“监军乱政”的典型。

他后来又先后监军宣府、大同、密云，靠着频繁告发各地巡抚总兵博得了崇祯的器重。

直到朱有建登基后，才对监军山西的太监动手。

当时王坤正在密云，被司礼监掌印王德化强行召回，最终落得个“大痛十八剐”的极刑。

这般残忍刑罚，若不是王德化深知其罪大恶极，断不会如此处置。

这也从侧面印证了，当时的监军太监们早已嚣张到干预朝政、随意诬陷官员的地步，给朝廷埋下了无数隐患。

朱有建虽也用太监，却与崇祯截然不同——

他图的是“便宜”。

靠着功勋台的奖惩机制，就能让太监们尽心办事，无需赐官赏银或分封土地。

他对朝堂文武勋贵本就生疏，连驸马都尉巩永固都认不全，自然不敢将要事托付给这些陌生人。

王坤其实也算倒霉。

朱有建向来不按“过去履历”论人，哪怕是奸臣，只要肯好好做事也能得重用；

可若瞎胡闹或尸位素餐，管你是谁都得靠边站，颇有几分昏君式的任性。

偏偏王坤撞在了枪口上——

朱有建突然想起晋商走私旧案，觉得没了保护伞，走私必然难以为继。

而当年的保护伞里，地方官员或降或亡，唯有监军太监仍有踪迹。

他一时动怒，便觉得“都砍了干净”，想法简单直接。

王德化更是“超额执行”，不仅把崇祯朝监军过山西的太监尽数处决，连远在南方的五名相关监军，都派番子千里迢迢去斩草除根。

王坤这档子旧账，自然躲不过去。

崇祯五年马士英行贿周延儒的事，真假或许还有争议；

但到了崇祯十四年，他确实靠行贿周延儒成功官复原职，在乱象丛生的崇祯朝能做到这点，也算是奇事一桩。

显然，若这位皇帝不是自缢殉国，单论朝堂乱象与治国成效，历史评价恐怕会低得多。

就在朝堂大佬们忙着处理南方土地置换的政务时，朱有建的心思早已扎进了研究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