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没事。”我喝了口热水,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,“我再核对一遍,你去把上周的采购单整理好。”
小周走后,我把报告扔在一边,从抽屉里翻出那个刻着“平安”的打火机,在手里转来转去。其实那天在公园,我没告诉陈建国,我认识黄皮子。几年前工作室刚起步时,接了个装修的活儿,甲方就是黄皮子的一个远房亲戚,后来工程结束,对方赖账不给钱,我去找黄皮子理论,被他手下的人堵在办公室骂了一下午,最后还是亏了十几万才了事。那时候我就知道,黄皮子这种人,惹不起。
可陈建国不一样。他眼里的恨太深了,深到能把自己也烧进去。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拿着那五万块,在寒风里四处找人,低声下气地求那些“懂行的”帮忙,用自己仅有的尊严去换一个渺茫的复仇机会。
接下来的几天,我像着了魔似的,总忍不住打听黄皮子的消息。去工地时问包工头,去菜市场时问卖菜的大妈,甚至路过公园时,会特意跟扫地的大爷聊几句。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:黄皮子还在医院住着,脾气越来越坏;他儿子被他锁在家里,据说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;那些带他儿子去赌场的人,依旧杳无音信。
没人提到陈建国。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没有一点踪迹。
直到一周后的一个傍晚,我加完班路过街心公园,看见那个熟悉的长椅上,坐着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。
我的心猛地一跳,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。是他吗?
走近了才看清,真的是陈建国。他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,只是看起来干净了些,头发也剪短了,不再是乱糟糟的一团。他没喝酒,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,里面装着两个白面馒头,正小口小口地啃着,动作很慢,像在咀嚼什么珍贵的东西。
他似乎察觉到有人,抬起头看了过来。四目相对的瞬间,他愣了一下,随即放下馒头,站起身,朝着我点了点头,脸上没有太多表情,既没有成功的喜悦,也没有后怕的惶恐。
“林老板。”他开口,声音比上次清晰了些,只是依旧带着点沙哑。
“你……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想问他这些天去哪了,想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,又想问他有没有被黄皮子发现,话到嘴边却变成了,“吃饭了吗?”
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馒头,笑了笑:“吃着呢。”
我在他旁边的空位坐下,深秋的傍晚已经很冷了,长椅的木头凉得刺骨。“黄皮子那边……”我犹豫了半天,还是问出了口。
他没直接回答,只是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,递到我面前。是那张我给他的银行卡。
“钱没用完。”他低声说,“花了不到两万,剩下的三万多,还给你。”
我愣住了:“怎么回事?没办成?”
“办成了。”他把银行卡放在我手里,指尖冰凉,“那几个‘懂行的’是以前跟黄皮子有仇的,听说要坑他儿子,没要多少好处就答应了。赌场的局是他们设的,高利贷也是他们找的人,演了场戏,把那小子吓得够呛,也确实让他输了不少钱。”
“那你……”
“黄皮子查得紧,我怕被他认出来,这几天躲在郊区的工棚里。”他啃了口馒头,“昨天听工棚里的人说,黄皮子因为气不过,跟以前的仇家起了冲突,被人举报了偷税漏税,现在税务局的人正在查他公司的账,估计自身都难保了,没时间管他儿子了。”
我心里一惊:“税务局?这跟你们没关系?”
“没关系。”他摇了摇头,眼里闪过一丝释然,“是他自己以前做的孽太多,有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,正好借这个机会捅了出去。我这才敢回来。”
原来如此。不是他的计划多周密,而是黄皮子自己的仇家太多,墙倒众人推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报应吧,不一定要靠谁动手,自己种下的恶果,总有一天会自己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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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?”我把银行卡推回去,“这钱你拿着吧,找个地方安定下来,别再干这些危险的事了。”
他看着我,沉默了一会儿,把银行卡又推了回来:“林老板,你的情我领了。但这钱我不能要。我这辈子,坑过人,也被人坑过,知道欠着别人的不好受。这三万多,你拿着,就当……就当我还你那瓶二锅头的钱。”